F1赛季不再一支独秀，从迈凯轮和法拉利的车队战争，到宝马的异军突起，维泰尔的初露锋芒，还有那一个赛季没有消停过的官司和银箭的内战，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最后，当莱科宁站上英特拉格斯最高的领奖台，香槟里喷洒出世界冠军的荣耀，才突然发现，突然后悔，这一个赛季关注F1的精力几乎都集中在了研究那些复杂的法律文案和FIA高深莫测的规则上了，以至于需要不断翻看过往的记录才能回忆起这位新科世界冠军一路走来究竟拿了多少站的分站冠军。

 

 

 

 

波普尔的“幸福感”

BY:闵良臣

      

       也许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从来没读到过以“我是我曾见过的”什么什么——这样的句式为题来做文章。现在看到，原籍奥地利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就这么写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当然虽没有见过波普尔之外的什么人这样写，这种句式的话我倒是不仅听到过不少，甚至耳朵快起了茧子。

近几十年，尤其是文革期间，教育、灌输的其中有一条，即我、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一个人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文革后至今，好像也还能不时地听到类似“我们的生活够幸福的了”，“我们的生活是很美满的”之类的教导。记得有首歌儿唱得好：“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对此，我曾在一则短文中写有这样的话，大意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已经是“美满”甚至是“天堂般”幸福了，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该如何说呢？当然没有人来回答我这句话。至多不过是有人“纵比”，而骂我非要“横比”。我知道，在我们这里，不少人只要能吃饱饭穿暖衣，再加上有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所以说，若用波普尔的句式，中国人几乎都可以说“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人”。当然喽，因为波普尔是哲学家，所以他这句式的后缀是“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最幸福的工人，最幸福的农民，最幸福的知识分子，是什么“家”的当然也可说成是最幸福的什么“家”，是官员的可以说成是最幸福的官员，即便什么也不是的无业游民，或打工仔打工妹，也可以自豪地来一句，说自己“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中国人”。至于文革中那些“地富反坏右”，早已定为“牛鬼蛇神”，自然划出“人”的圈子，也就无所谓他们的幸福不幸福了吧。这些人总不能说他们是自己曾见过的最幸福的“牛鬼蛇神”呀。不过，打了你还不准你叫痛，明明是吃苦还要你说甜（文革中“忆苦思甜”即是），乃至要杀你的头还要你“谢主隆恩”，好像也是我们的传统。所以说，波普尔这句式中国人熟悉得很；只是对那“幸福”“美满”，只有人去“证实”，而没有人去证伪，或者说总有人去反对阻拦你去证伪。于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只好都在那里成了“波普尔”，说“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至于 “最幸福的”什么，各人填各人的空。至于到底幸福不幸福，是不是最幸福，天知道。

据知，波普尔是在1969年开始写《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时说的这句话，即“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等到自传完成，他又应出版这本自传的出版社的要求（出版社要求他回答，时隔多年，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以他那句话为题写了这本自传的后记。文章不长，译成中文，我数了数，不足1200字。波普尔在这篇短文中热情地讴歌了他的西方社会他的生活（同时他也十分清醒），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又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向俄国人学习的惟一事情是：他们告诉他们的人民，他们正生活在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社会里。”这后一段话真是说得太好了。当一个人一个政府发现那些原本过得不好甚至极差的社会里的人和政府在那夜郎自大或叫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地吹嘘，而面对自己真正天堂般的生活，为什么不去歌颂不去宣传呢？别人又有什么理由阻止、不让他们去歌颂去宣传呢？将心比心，我们的政府不也总是要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吗？

我知道，虽然改革开放也要三十年了，我们已经知道外面世界的实情，然面对波普尔如此歌颂西方歌颂他们的社会，我们那些仍然认定“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心里会不大舒服。这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集团相争，有一句话留传后世，叫做：各为其主。你歌颂你的祖国歌颂你的东方，人家歌颂他的国家歌颂他的西方，这都是太正常不过了，而况波普尔的歌颂还实在是建立在可以证实基础之上呢——尽管他是证伪主义开创人。

波普尔尽管提出对科学假说不能最终证实，但可以证伪，然他在这篇《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中对他自己对西方对欧洲和北美的歌颂还是采用了证实的手法的，比如他说：“任何打算将我们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与其他社会里的生活认真比较一下就会不得不同意：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不仅严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轻人有无限的机会来选择他们的未来。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对那些愿意以多种方式过得快乐的人，有许多的机会。”看来，人家西方哲学家也是讲“有比较即有鉴别的”。当然就如我们这里常常怕被别人歪曲一样，波普尔这位大哲学家也意识到甚至就知道：“尽管如此，宣传我们生活在丑恶世界中的神话将会继续下去。”不知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政府读到这句话是否会脸红。

波普尔毕竟是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尽管他知道他所处的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但他仍然相信他的试错法（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得到发展），并且用试错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

这些，对我这个无知的读者，已经是很深奥了，不知道是否有人说波普尔认为的“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是反动的什么。只晓得在西方，据说“从科学家（包括一些获诺贝尔奖的科学泰斗）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财界‘大腕’，无不深受波普尔的影响”。

我这则短文写完了，只是忽然又想到波普尔这篇文章的题目。如果套一下那题目的句式，他说他是他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那么，我们的顾准呢？张中晓呢？胡风呢？张志新呢？遇罗克呢？林昭呢？李九莲呢？老舍呢？傅雷呢？储安平呢？——就这样把名单开下去，似乎总也开不完——他们是他们自己曾见过的最……什么呢？